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西江中游文化区的生业经济及其发展阶段

西江中游地区是岭南历史文化区内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大致经历了三种生业经济形态,早期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中期是一种利用贝类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晚期是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演进过程在整个文化区内具有一致性。贝类利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呈现出一种显著强化的趋势,但一直未在食物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哥德堡”号走私鸦片的反思

“哥德堡”号商船的主人瑞典东印度公司,虽然号称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但其实是中国贩运鸦片的始作俑者。清廷对国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吸食鸦片现象控制不力,从而变相助长了西方列强的鸦片倾销行为,加速了晚清封建社会的崩溃。     

从玉器纹饰看良渚文化宗教信仰中的两类因素

良渚文化的玉器纹饰可分为两类因素和三个主题。两类因素,即以鸟纹为代表的自然崇拜因素和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因素,体现出两种主次不同的崇拜形式,在纹饰上它们表现为两种基本主题,同时它们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完整的崇拜主题形式。两类因素各自有着不同的源流。鸟祖崇拜在华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尤其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良渚文化中仍有一定的表现。而以直系祖先崇拜为主要内涵的神权宗教,通过对氏族宗教的融合,在良渚文化中发展到极致,其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宗教内涵和艺术传统对商周青铜文化有重大影响。     

新大陆国家形成的生态学基础：一般和局部模型的构建

关于一般进化论和历史特殊论这两种文化演变阐释模式的相对优缺点,在人类学中一直争论不休。近来对原始国家起源的一些解释方法就反映了这种争论。有些学者寻找各类早期国家形成的重大共性,而另一些学者在描述和分析各个国家形成过程的时候,则否认共性的存在,或者认为只是在很抽象的层次上才具有共性。     

中国考古学 起自仰韶村——从仰韶开始的中国考古启蒙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线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其起始阶段,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895年、1921年、1926年、1928年。这几个年份,各有其重要意义。1895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开展田野调查,这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以考古研究为目的的田野活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先后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