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对达斡尔族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达斡尔族历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归清以后被编入八旗军内,安置于清廷兵役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壮丁都服兵役,从事征讨,效命疆场,出现了不少战场上立功的勇士和武将,当时公文或来往书信多用满文和汉文。于是达斡尔族出身的文武官员就不得不学习满文了。且于康熙三十四年经驻守墨尔根城的萨布素将军的奏请,设旗人(达斡尔人)义学堂于墨尔根城(《黑龙江志稿》),达斡尔族官员的子弟,还有一些旗人的子弟入学,开始学习满文。后来在各个乡村里面也纷纷办起私塾,送子弟入学,聘请懂满文的人利用冬闲时期教满文。达斡尔人掌握满洲文字这一有利工具以后,就开始读起满文的《三国演义》、《列国志》、《五     

江苏高淳固城汉墓发掘简报

1988年夏和1990年冬,南京市博物馆在高淳县固城镇东南古固城遗址的东面相继清理了五座木椁土坑墓和一座砖室墓(图一),现将发掘收获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1988年清理的5座木椁墓位于固城镇双岗砖瓦厂北端,距固城城址东城墙约680米,墓葬基本为南北向,呈一字行东西排列,间距从1.60米～5.50米米不等.(图二)5墓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棺一椁,有的墓底铺有底板,有三座墓底部铺黑色石英岩碎石层,起垫底及防潮作用.墓葬长度一般在3米、宽2米左右,残深0.10～0.55米不等.墓内均为北略     

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

《甘珠尔》是藏文bkah·hgyur(以下凡引用藏文处均用拉丁文注音转写)的汉文音译,其意为"佛之教诫译本",相当于汉译佛经"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和"律"。公元八世纪中期,吐蕃的佛经译师们即已开始汇集各种佛典的藏文译本,并编了三本目录(现仅存一部)。十三世纪末,     

老虎哥与人弟弟(珞巴族)

远古的时候,天地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天和地分开以后,人就从天上掉下来,生活在地上。过了很多年,大地遭受强烈地震,有的人过不下去,就飞回天上。有的人因良心不好,只飞到半空中,就摔下地来。那时,世上还有一个姑娘和她的舅舅,他们相依为命,过着贫苦的日子。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但找不到人成亲,有个喇嘛佛     

陕西澄城刘家洼遗址东I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技术与资源研究

<正>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2016年底,部分墓葬被盗,后追缴文物400余件（组）,包括鼎、簋、壶等青铜重器,表明此地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墓地。2017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刘家洼东Ⅰ区、东Ⅱ区与西区（鲁家河）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一1973年6月,山东省兖州县嵫山区李宫村农民在挖坑时发现一批铜器和陶器。器物送交县博物馆后,县博物馆派人去现场作了调查。李宫村位于兖州县城以西20公里,在兖州、汶上、济宁三县交界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黄土高地上。1957年文物普查时,曾在这一高地上发现20多处古代遗址。这批器物就出土于李宫村东的一处商周时期古遗址上。遗址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80米,地表散布古陶片,多为绳纹粗红陶,也有少量褐陶     

过秦岭

母亲是扬州人,小时候她带着我回过几次家乡。每当火车从长江大桥上轰隆隆驶过时,母亲总是对我说:“瞧,这就是江南了,你嗅嗅这风都是湿润润的。”从那时起我便朦胧地把长江当成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个错误直到学地理时才得以纠正。老师在地图上画了一条黑杠杠,指着说:“这是秦岭,它才是我国南北分界线。” 想亲眼看看这道分界线的念头,几十载后才实现了。今年四月初我乘火车翻越秦岭进入四川时,才真正的走近它。不知为什么,心里生出一种急切的企盼。     

周公庙07TG5与TG6堆积结构分析——兼论“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方法”

厘清聚落结构是判断聚落性质的前提。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有助于聚落结构的厘清。本文在阐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2007年周公庙发掘的两条探沟资料为例,从堆积单位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和期别年代判断、功能属性判断与堆积类型划分、堆积单位"区位"特征分析、堆积类型的阶段变化解析入手,结合发掘区的聚落区位背景,探讨了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聚落与社会变迁的相关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认识。同时,总结了发掘区"堆积结构"分析方法的一般技术路线,指明了其中重点与关键,或可裨益于今后同类研究。     

湖北枣阳九连墩M2乐器清理简报

2002年枣阳九连墩发掘了2座大型楚墓,M2保存完好,出土乐器22件(套),涵盖金(铜)、石、革、丝、竹、匏、木七类,其中木瑟座和竹舂牍、木雅、柷为首次认识。墓葬出土乐器种类齐全,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