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簠斋旧藏莽量的重新发现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海外回流的一件新莽地皇二年铜量进行分析,从拓片、铭文、器物特征等方面论证本器就是著录在《簠斋吉金录》等书的陈介祺旧藏。铭文中的"上次士"为常乐卫士属下的轮值宿守士兵,"饭帻"为"饭渍"之借,指的是铜量的用途为分配佐餐的酱羹。由器的容量"八升少"可以推算当时一升的数值约相当于今200ml,与以前其他新莽量器的推算数值一致,进而暗示每晚宿卫士兵人数可能是25的倍数。本器的重新出现,弥补了前人只见拓片却无缘目睹原器的遗憾,为进一步研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宫廷宿值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邾国故城新莽铜度量衡器的形貌观察、材质特征及相关问题

使用肉眼、体视显微镜、超景深视频显微镜、X光探伤仪、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仪等对邾国故城新莽铜度量衡器进行观察和分析检测,了解其形貌特征和材质特征,据此对其制造工艺、制造地点、使用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根据观察和分析结果,辅以模拟实验比较,认为器物系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而成,部分器物铸造后进行了退火、锻打,以减少铸造缺陷;3块方版是由较大的方版经分割而成,锯割是分割方式之一;铭文为铸后刻制而成;新莽铜度量衡器是“分区制造”,即“由多个地方分别制作,然后分发至各地使用”;诏版以四边被覆盖的方式固定在木制计量器具上;环权及铜衡为标准器而非日常使用器。     

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纪年铜权考析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40枚元代纪年铭文铜权,铭文中有关纪年、发行机构、铸造地点以及称量数、权重等信息,为研究元代的行政区划、机构职责、贸易往来以及度量衡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元代辽宁地区不仅与北京、河北、山西等较近地区进行贸易,也同较远的湖南、四川等地有贸易往来。大都路铜权铸刻的八思巴文、回鹘蒙文、波斯文等铭文则表明了元朝贸易的国际性。权上铸刻明确的称量数、权重,表明元代已经能够制造定量权。     

从谭家金饼看汉代斤值的测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等措施,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制造和颁发了一大批度量衡的标准器,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略谈新莽铜环权

《文物》1982年第1期报道了湖北省枝江县1981年出土一套新莽铜环权。这是继1927年在甘肃省定西县秤钩驿出土一套新莽度量衡器后,又一次比较完整地出土的一套刻有始建国年款铭文的铜环权。在枝江县文化馆的热情支持下,我们有机会亲见这批珍贵的文物,深为这一新的发现感到欣喜。     

江苏邗江发现汉广陵国墓葬

江苏省邗江县扬寿乡发现一座新莽时期的木椁墓.墓葬封土当地俗称“宝女墩”.墓室长5、宽3米,有头厢、侧厢.足厢各一,头厢有一对扇门、直棂窗和天花板,中间置漆棺一具.从其规模看系扬州地区的中型墓葬.此墓早年被盗,尚出土随葬品50余件.重要的有“广陵服食官铜鼎”3件,带“中官”、“服食官”漆书的漆器和三件纪年铭文漆盘,还有铜沐盘、法码、锁、玉豬等随葬品.广陵服食官铜器和“中官”、“王家”等铭文漆器的出土,证实墓主人系广陵国王室家族的重要成员.这座墓发现的铭文铜器和漆器,对研究汉代广陵国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元康四年”、“河平元年”等纪年铭文漆器的出土.对研究汉代漆器制造技术提供了又一批珍贵实物.铭文记载漆器为“供工”产品,有“髹漆’、“画工”、“(氵月)工”、“金(?)黄涂工”、”油工”等制作工序,使我们对漆器的制造程序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推测这些漆器非广陵园本地产品,而可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秦诏版研究

(上接上期)解读秦皇父子两千年前颁发的统一度量衡诏书,是后世了解秦度政改革的重要依据。千百年来,人们为了正确解读诏书内容,发生过各种争论,这说明弄通读懂诏书并非易事。从随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陕西长安掘得秦皇父子诏书时起,人们便围绕“铜涂镌铭二所”的“秦时铁称权”,展开了断句、解读工作,并相继出现分岐。例如,在解读诏文承相人名时,就发生“隗状”、“隗林”之争,后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

在新近发表的额济纳汉简中,有一件“始建国二年诏书”册,①其内容涉及新莽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向边境大发兵、赦免罪徒等事,与《汉书》中《匈奴传》、《王莽传》之记载可相印证处颇多。该册书已残乱,但其下行文部分却相对完整,反映了这件诏书在西北边地逐级颁布的情况。现依据其     

从临淄战国墓出土的刻铭谈齐国的度量衡问题

对先秦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临淄战国墓出土的有关计量内容的刻铭器与东周诸国的度量衡制度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齐国的量制和衡制问题进行了探索。     

洛阳五女冢267号新莽墓发掘简报

1996年1月,在洛阳市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新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陶器及青铜器、铁器、石器等。其中1件四神规矩纹铜镜,上有“永和二年五月”的纪年铭文,相当重要。本期刊发了这座墓葬的发掘简报。     

莽权出土后的传奇经历

甘肃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准确的叫法应是新莽度量衡标准器。在莽权的出土地定西 口一带,人们把它通俗地叫做“王莽秤”。     

浅谈清代四川厘金银锭

清代四川银锭以十两锭为主流,其中官税锭是川锭最大的亮点,版式、税种繁复多样。完整地体现了清代后期政府财政税收的实际状况。厘金税银锭正是反映清末厘金税收制度的珍贵实物遗存。笔者仅结合四川厘金银锭实物．在此作一些浅显的探讨。     

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

2002年仪征新集螃蟹地发现一座新莽时期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铜器、漆器等,由铜器铭文推知墓主为汉代广陵国贵族,此墓为研究西汉晚期广陵国文化、经济、丧葬习俗及铜器制造工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楚公逆”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新探

山西绛县横水M2055新发现一件“楚公逆”人面纹短剑,与宋代嘉鱼县、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楚公逆”钟的作器者相同。在重新梳理相关材料后,本文认为横水M2055的年代及“楚公逆”钟、“楚公”钟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反映的年代均在西周夷王、厉王时期。结合古文字、文献及铭文内容,本文推测“楚公逆”及“楚公”分别为楚君熊渠和楚君熊挚。这与学界对“楚公逆”为宣王时期楚君熊咢的认识不同。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

作册般铜鼋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末期青铜器。其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射礼,如果把它与田猎挂钩,则有许多疑窦;如果把它与射礼相联系,则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周礼“三番射”中的某些仪节和必射四矢之寓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射鱼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射礼,射鼋则是射鱼的一项重要射礼内容。本文还对鼋铭作了考释,并认定该器是铭功的庸器、再现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铜鼋的铭文与造型构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进行的一次水上射礼活动。     

馆藏元贞二年“大都路造”铜权

铜权,现在的秤砣,最早出现于东周。元代对度量衡进行严格管理,我馆所藏的元代铜权为研究本地区元代的行政区划和计量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敖簋铭文中“戎”的问题

关于 敖簋铭文的释读,郭沫若先生认为“子牙父”即齐鲍叔牙,并根据该器器形、铭文字体等判定其制作年代应在春秋齐桓公时期,此说可从。刘丕烈先生认为“子牙父”为鲁叔牙,“ 敖”为鲁庆父之子公孙敖。其断代与郭说基本一致。本文以为“子牙父”应是齐鲍叔牙而非鲁叔牙,仍以郭说为是。但郭说以为铭文“戎献金（铜）百车”的“戎”指匈奴,则不可信。笔者根据铭文透露的齐、鲁关系,判定此“戎”应指山戎。齐桓公北伐山戎,曾谋之于鲁。“戎献金”作为贡纳,当是齐出兵征伐的结果。文中对前两说之误,有所考辨。     

关于（*）敖簋铭文中“戎”的问题

关于敖簋铭文的释读,郭沫若先生认为“子牙父”即齐鲍叔牙,并根据该器器形、铭文字体等判定其制作年代应在春秋齐桓公时期,此说可从。刘丕烈先生认为“子牙父”为鲁叔牙,“戾敖”为鲁庆父之子公孙敖。其断代与郭说基本一致。本文以为“子牙父”应是齐鲍叔牙而非鲁叔牙,仍以郭说为是。但郭说以为铭文“戎献金(铜)百车”的“戎”指匈奴,则不可信。笔者根据铭文透露的齐、鲁关系,判定此“戎”应指山戎。齐桓公北伐山戎,曾谋之于鲁。“戎献金”作为贡纳,当是齐出兵征伐的结果。文中对前两说之误,有所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