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饭局·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中国人向来只有私人生活，没有公共生活，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个判断，“中国人极有‘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精神……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开口天下，闭口天下，一说便说大话。盖在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然真所谓大而无当……西洋人不然……得乎其中，有一适当的范围，正好培养团体生活”。他认为“西洋之有团体从有宗教来；中国之缺乏团体，从缺乏宗教来”。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或者说公共生活。但随着近代社会的演变以及租界的出现，使得中国特别是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开始出现了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