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①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有贪腐，就需反贪腐。吴晗总结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计，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约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厚禄、严刑两种方法，的确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反贪思想。相应地也曾经落实到制度设计，并进行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反贪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