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与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治理

“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体现了城市街道治理的“赋性别化”特点，原本居家的家庭妇女卷入公共参与，成为翻身的劳动妇女、治街如治家的女性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并非基层权力角色，而是一个街道治理形象。这一形象建构是国家与妇联组织围绕“中心工作”的共谋和共建，是诉苦机制和同构机制的结合，也有传统性别角色的嵌入。在街道治理实践中，国家权力在城市进一步扎下根来，妇联组织回归“娘家”定位。“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