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学界,《先秦诸子系年》则是他早年治考据学的代表作。该书"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考订了战国时代的重要史实,澄清了不少问题,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治诸子学主要采取了博综典籍、会通文献的方法,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一方面表现为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因而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