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

“庚子西狩”期间，行在与京师之间的通讯经历了复杂的变动。起初因通讯不便且两宫行止难测，留京官员只能通过亲往或转借商递等方式联络行在，行在则多通过差递将消息经保定转寄京城。两宫驻晋期间，为保障行政时效，有线电报逐渐成为京师、行在间的主要通讯载体，一度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西安、保定为两翼的电报、驿递并举机制。两宫“幸陕”后，由于京津行军线、沪沽海线的利用，西安、京师两地凭电报线便可通信。军机处主导了电奏、电旨的处理，其经手的电报视收发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对外电讯的实态。行在电报机制之形成，既有维系清廷有效统治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巡幸传统的回应；虽确保了对外交涉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各方政见歧出对决策与谈判的不利影响，并因电奏体系的调整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体现了电报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