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