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谈周立波的“三次牢骚”

1964年初夏,我从一名地质队业余作者,调到人才荟萃的作协湖南分会。进作协后才得知,审阅我的作品并决定调我的是作协主席蒋牧良；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立波拍板；分管行政的副主席蒋燕具体经办。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周立波、蒋牧良、蒋燕诸前辈的知遇之恩,我当涌泉相报。因此,到了“文革”派性斗争白热化的1967年,我自然成了“三十年代反动文人”周立波、蒋牧良的“黑线人物”、“保周派”。其实,除了喜欢周立波、蒋牧良的作品外,对他们的过去, 尤其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情况知之甚少,仅知周立波是周扬的堂侄儿,一起提倡过“国防文学”,与鲁迅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相径庭。蒋牧良跟欧阳山两个大汉,在鲁迅先生出殡时, 是高举横幡走在最前边的人,巴金等人抬鲁迅的灵柩；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