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