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编纂时间历时40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