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素有中国道教发祥地、正一道祖庭之称的江西龙虎山,以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统领天下道教事”的宗教地位和“北孔南张”的天师世家声誉,吸引了各地方士及高道来此修炼。经过1800余年的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在道教经书、符箓治病、斋醮仪式、道场艺术、修炼方法、人物活动、宫观建筑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目前,学术界对龙虎山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和学术界开始有规模地研究中国道教,龙虎山道教文化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道教思想理论、天师道的形成和发展、道教的斋醮仪式、道教的生命观、道教与医学等方面(贺绍恩：《龙虎山道教文化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龙虎山道教音乐和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从龙虎山正一道的道教文化传承、社会影响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龙虎山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一龙虎山道教的始末龙虎山远离都市,环境清幽,是道士炼丹修道的理想之地。根据有关传说,战国时期仙道大师鬼谷子来到鬼谷洞修道,开启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先河。东汉时期,张道陵炼丹于云锦山即龙虎山,创立中国原始道教。张道陵炼得“神丹”后,访西仙源碧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在龙虎山行医修炼30余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得知蜀中人患瘟疫,故前去救治,并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后人称其为天师道。至孙张鲁时期,天师道已建立了具有宗教、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天师道组织据有川东,掌握实际的地方政权,对川东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汉丞相曹操深恐天师道势力的扩大,对天师道组织进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曹操授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五子、阎圃等为列侯”；而子张盛拒不受封,遂“携印剑经箓,自汉中还鄱阳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嚣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六《天师世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张盛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尊张道陵为掌教天师,依托祖先立龙虎宗,正式创立了正一道。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虎宗正一道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没有得到信奉和肯定者”(郭树森：《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鉴此,张盛及其后裔对正一道教义进行改造,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忠”、“孝”、“仁”、“义”作为修道之本,参用佛教理论中的因果报应以充实正一道教义,并打起“佐国佑民”的旗号,以寻求朝廷支持和民众信奉,达到扩大正一道社会影响的目的。经过改革,正一道完成了由民问道教向官方道教的历史性转变,其影响从唐朝开始显露出来。唐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为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道教的“皇宗”地位。唐高宗于乾封二年(667)“幸老君庙,追号秘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神龙元年(705)中宗令天下贡举之士兼习《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并御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此背景下,龙虎山正一道得到了朝廷的扶植。唐玄宗时期,朝廷对龙虎山天师相当重视。天宝七年(748)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箓,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箓,赐金币,免租税,在京师设立授箓院。玄宗还亲自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赞其“貌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元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艺文·纶言一》,第126页)。唐玄宗对张天师大加嘉奖,其后几代皇帝也争相效仿。唐肃宗曾降香币,建醮于龙虎山。唐会昌中(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湛,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朝从高宗至玄宗再至武宗的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植天师及其后裔,龙虎山正一道在皇权的庇护下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两宋以来龙虎山正一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师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皇帝不仅命天师统领“三山”道教,而且还向天师询问治国之策。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改龙虎山“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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