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并行地发生了两场后来彼此相遇的“后现代事件”，其一是发生于民间社会的“民俗复兴”，其二是发生在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界的“范式转换”，当二者终于因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而直接照面，它们各自最初并不明确的实践意义就通过双方的对话而逐渐显现出来，即：“民俗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语境中，普通民众借助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而不自觉地表达的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要求；而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科的“范式转换”则并非仅仅是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文本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认识方法论转型，同时也是从对“个体的人”的遮蔽到对“人的自由”之祛蔽的必然性论证，因而是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由此“民俗复兴”与民间文学一民俗学“范式转换”之间共同的实践目的（意义），就合逻辑地推导出“公民社会”的“古典理想”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而康德启蒙哲学的“自由”理念（作为判断力范型），则为“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民俗复兴”（作为经验事实）与“公民社会”（作为先验理想）之间的先天综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