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自20世纪古史辨派兴起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审视和重构就一直是学界的重大问题。由于文字资料的不详和古代史学系统的不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考古学是重构中国上古史的基础和依赖。但是,考古出土的多是具体的实物,用来观察古代的物质、技术层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认识制度、意识层面的问题则十分困难。因此,如何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相结合,如何进一步发掘考古资料更深层次的价值,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考古学角度结合礼制,对杜正胜提出的中国国家社会形成标志进行了评析,认为其未充分把握礼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其总结的规则缺乏深意也无可操作性,体现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思维空间。礼制是一复杂的问题,甚至是可以容纳整个社会运行规则的问题,必须进行更充分的说明,才能为反驳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一个重要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在中国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必须考虑中西考古学和史学的差异,我们看到,西方的埃及学、亚述学是由考古学建立起来的学问,用考古资料复原历史,史学是依靠考古学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包含在考古学之内。中国则有丰富的古代文字资料和完整的史学系统,可以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定位和参考,离开历史学,考古学无法复原中国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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