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

葬事择吉对中国的丧葬文化有深远影响,尽管相关理论纷繁复杂,但不外趋吉避凶两大原则。就其中所需避忌的凶日而言,约在南北朝时期,除"除服"之外的葬事择吉已经避建日,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宋,即使远在边陲的敦煌也不例外。魁、罡日百事宜避的说法影响及于朝廷,应在唐代宗大历至德宗建中年间;进入王朝历日并成为常识可能是在唐德宗建中四年之后不久。而在敦煌,直到大中十二年至乾符三年间,"百事宜避"魁、罡日的观念才逐渐贯彻到历日中去。尽管关于复日的一些理论在汉代已经非常流行,但是葬事择吉避复日进入王朝历日,却是唐初至开元十七年间才完成。在敦煌,直到北宋初,历日中葬事才避复日,显示出明显的地域特点。葬事择吉避破日应不早于宋真宗时期。葬事避忌常识的形成与传播很可能与国家对意识形态和方术的整顿及当时的政局紧密相关,又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