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慰人心与政治运作：1938年长沙大火的罪责定调

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收到蒋介石“于长沙如失陷时，务将全市焚毁”的“文侍参电”,随即令酆悌进行焚城准备。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突发大火并延烧数日之久。大火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息社会愤慨、抚慰人心，与俞飞鹏、陈诚、张治中等会商善后办法，进行罪责定调而非真相调查，迅即组织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治中革职留任善后。虽有公开审判，但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内心关于大火罪责另有认定。国民党官方统一定调长沙大火罪责，后虽经高一涵专门调查，但仅为此前定调的注脚，且均未言及蒋介石的“文侍参电”。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关于大火罪责的博弈与合力，被情感因素主导无法真正底定人心，真相竟成疑案。国民党当局定调大火罪责，于此能观其政治运行逻辑及其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