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