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闸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