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父亲去“串联”

那是1966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半年。我1965年升入高中,一年以后便"停课闹革命"。我因家庭出身不甚过硬,父亲王子淦曾在上海八仙桥为养家糊口摆过几天鞋样摊,核算资产为五角七分,被政府定性为"小业主"成分,便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只能参加一个伪红卫兵组织——红旗兵,整天在学校瞎逛凑热闹,同二流子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