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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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 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J].历史研究,2022(2):189-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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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 | 李恭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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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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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全球治理研究”(16JZD008)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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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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