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1995年6月,我有幸参加华北地区第五次城市志研讨会,会上聆听了学者专家关于建立方志学科体系的有关学术动态的介绍后,颇受启发。其实,对于方志学科理论方面问题,在修志实践中要经常打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所以,笔者拟对城市志编纂和新方志学科体系的关系谈一点收获和体会,权作修志一得。 一、本届修志的两个特点 笔者认为修志理论滞后和编纂城市志是本届修志的两个特点。 始于80年代的本届修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志盛举。但是,由于修志工作是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比较集中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修志理论一味继承,统统拿来,称为“临渴掘井”;二是修志实践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对志书体例的把握随意性很大。不少的修志工作者照抄一个又一个的篇目设计清单,左冲右突,最终也挣不脱旧志的老框框,依样画葫芦,重复劳动,不知走过了多少冤枉路。与此同时,吸收错误和挫折提供的经验教训,探索修志理论以指导实践方面也是很有成效的,近万篇理论文章见诸地方史志刊物,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随着方志编纂的日益引深,修志理论滞后的矛盾不断得以缓解。 城市志是本届修志出现的有异于府、州、县志的新方志概念,所以有人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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