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的的延续与政治手段的改变，反映为新民主张整体不变下新民之道由重“公德”到尊“私德”的转变，进一步驱动对于中西学资源也即新学之道的调适，决定了《近世之学术》在结合中西文明以成“新学”的思路下之延续与调整，表现为由“以西释中”转为在注重学术进化的同时强调中国“道”的固本之说，主张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兼顾。以此学、道两分不对立的理念观照近世学术的变迁，确立了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明末五先生融汇学道、兼顾新旧的治学典型，以在此典型下生长出新时期的中国新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