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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