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明治汉学

章太炎1899年首次旅日,与众多汉学家交游酬唱,体验到明治时期存留的汉字圈雅文化之余温。《訄书》重订本吸纳其1902年第二次旅日成果,在采纳社会进化学说的整体框架下,参考了白河次郎、远藤隆吉、桑木严翼、户水宽人以比较文明史为特征的汉学论著。1911年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则以《汉学》为标靶,对被建构进帝国秩序的学院化汉学进行文史哲全方位的把握和批评。章太炎对明治汉学有一个从美好的"雅乐"到嫌恶之"郑声"的体验变迁。这一历程,体现了他贯穿性的思想和美学逻辑。如因反对整合进国体论的儒学借孔子反革命,而对根本通明、服部宇之吉进行持续批判;因对小学形、音、义各个角度的研究定立高标准,而对林泰辅、森槐南等评判严苛。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又令美好记忆逐步褪色,负面印象愈加增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因古史辨运动,转成为10余年后他对明治汉学的重要记忆。超越传统的夷夏之辨,中日汉学竞争的实质体现在,通过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西学认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全新框架和方法,转益增进,从而主导中华文明的诠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