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

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与萧何“次律令”两事，不是同一层次更不是同一行为，萧何为汉制定具体法令始于汉元年任丞相时，而非汉二年。萧何作律九章即编纂律典在高帝五年统一天下后。研究《二年律令》的性质，必须区分其文书性质与律令性质的差别，将其文书性质定性为当代行用律令的抄本，并没有解决其题名“二年”的问题。正律、旁章、傍章、律经、罪名之制、事律等概念，出现在《晋书·刑法志》、魏律《序》、颜师古注引文颖说等重要史料中，是我们赖以认识汉律结构的重要概念，决不能随意摒弃，否则必然导致史料的虚无。汉律律典构造、“九章”之外律篇的归属等问题，是关系汉代法律体系的根本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深入探讨，才可能深刻认识汉代法律体系的内涵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