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摘瑕

我国典制史巨匠马端临在宋末元初撰就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开辑录体解题目录之局,颇有资格赢得五顶桂冠——书目帜垒、学术门户、考据玉府、校勘他山,辑佚渊薮。但草创者难为功,势必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对此,本文试作初探如下: 定类例综录群籍,以考历代著述之胜概,这是《经籍考》所确定的编撰义例之一。为此,马氏努力贯彻自家提出的“节目明备说”,遥承近袭,因中求革,锐意于类目的增设、组合、离析及更移,构筑了四部五十五目的分类体系。与此同时,致力于编次上的调配、改隶和缀附,究心于互著法的自觉运用。经过这番厝置,四千多种“存于近世而可考”的文化典籍遂绳贯珠联,缩聚一编,不仅使自古迄宋华夏著述之大观得以概见,也使封建学术的横向分支和立体格局突兀而立,无怪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特向诸生指点说:“《文献通考》中《经籍考》,虽非专书,尤为纲领。” 尤为纲领的《经籍考》,在类例区定及落实上,并非尽善尽美。一是著录有明显的遗漏现象。如宋敏求《唐大诏令集》、龚明之《中吴纪闻》、朱熹《伊洛渊源录》、陈揆《文则》,即失载。 二是存在徒事更张的情况。《新唐书·艺文志》首立诏令一门,原本附于起居注。马氏认为:“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后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