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关于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他(指杜甫——笔者注)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要更妥当吗?与郭沫若观点相反,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指出:在他(指杜甫——笔者注)的头脑中,佛教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涵盖杜诗中显露出的佛家气味.郭、萧两人的不同见解在学术界颇具权威性,但都难辞偏执之咎.郭氏有意夸大杜诗中的“佛”味,只见树木,不风森林,用“诗佛”代替“诗圣”,已早为学术界所非.萧氏的“人道主义”是否就可以荡杜诗中的“佛光”呢?从他的《杜甫研究》看,很难令人信服.笔者无意细绎他们的观点,只是想指山,作为一个生长在中世纪的伟大诗人,在外来文化,尤其是释家教义盛行大唐帝国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受之感染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或作夸大.从他的“筑场怜穴蚁”(《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以及“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等诗句看,很难抹去杜诗中“佛”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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