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