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剑与《香港文学报》

我们无须避讳，香港的现代学曾一度在“美元学”、“黄色学”等的困厄之中挣扎，因此，香港的现代出版事业几乎处于一种不平衡的境况中。作为知识分子，在香港工商社会与科技社会的境况中，要想操守其人精神实属不易。因他们已由化的中心退到边缘的位置。在这个边缘的阵地作最后的坚持，这就越发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