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训导”:20世纪40年代浙大校园中的《生活壁报》与壁报风潮

《生活壁报》由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于1939年,在浙大第二任训导长费巩的支持下,成为"左倾"学生表达诉求的喉舌,由此引发校内纷争,更进一步引起教育部的不满。双重迫力之下,校长竺可桢要求训导处着力整顿壁报,并最终于1945年6月制定了壁报管理办法。但在国共内战的时局之下,浙大的壁报管理制度终成一纸空文,对于战后学潮毫无约束力。《生活壁报》及其引发的数次风潮,凸显浙大学生自治会权力的日渐扩张,学生自治会成为与校务委员会对峙的另一隐形权力机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20世纪40年代末,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不仅是浙大校方无力控制学潮与学生的重要表征,还彰显中央执政当局对于国立大学管理的无序与失控。一定程度上,自治与训导双方权势的转移也预示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