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会

1904—1912年顾维钧留学美国期间,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各种活动,担任过东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及其他多项职务,并主编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对中国留美学生会的组织发展和各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中国留学生会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锻炼和提高了自身能力,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他的从政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起点。     

内外有别:美国华人基督徒研究中观察主体身份特点的学术意义

论文运用参与观察法分析,认为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移民背景等是影响美国华人基督教信仰研究中研究者内部人还是局外人身份及其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社会研究,观察者是内部人还是局外人往往会影响到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研究素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结果的形成。区分参与观察者内部人还是局外人的身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的情境特点以及观察结果的相对意义,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分析和衡量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学术作品。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尽管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却在针对华人基督徒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博物馆策展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展览组织者——屈志仁先生专访

博物馆策展人的素质与能力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特别是专题展览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国际著名博物馆策展人屈志仁先生以"忽必烈的时代"展为例指出:博物馆策展人应同时具备学者、艺术鉴赏家与展览组织者的素质与能力,通晓与展览有关的历史学、艺术史、文化史及文物与博物馆学等学科知识,组织、协调从研究策划...     

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32个样本的观察

本研究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创业学的角度,利用改进的威克姆和克里斯蒂安创业模型,对32个海外温商创业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温商创业一般过程的四阶段模型,按创业动机、创业经历、创业资源与温州相关程度、创业组织形式和创业过程等标准,分为十种创业模式。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的形成机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温商自身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国际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所在国经济发展水平等。从海外温商创业模式看,温州人的成功在于创业者与创业要素的互动,＂温州模式＂实际上更可以称为＂温州人模式＂。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本文从概念内涵、发展演进、内容架构、基本特征、价值意义等主要方面对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重点关注的四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研究

为了解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部分典型玉器的材料属性与制作工艺,用多种无损科技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了现场分析,获取了玉器材质矿物组成、纹饰微观形貌、穿孔孔径及内部微痕特征、表面琢磨微痕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基于科技分析结果,确定了玉器的材质属性以及玉器表面纹饰、钻孔、琢磨等制作工艺相关信息。结合考古学背景资料信息,探讨了长子口墓地出土玉器在材质、器形、功能与工艺之间存在的关系。     

Citizenship,the Nation and the Race: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System, 1912–1931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a’s attemp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use the negotiations abou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trol system in the interwar period. China had a content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trol system from its cre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of 1912 through the League of Nations opium control system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gain acceptance for China as a modern state no longer in need of tutelag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y also wanted to portray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modern race as a way of undermining colonial opium monopolies, which made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their profits from sales to Overseas Chinese. While they were not fully successful in either of these efforts, China did manage to win some support, 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o closer agreement with China’s positions. Enga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lso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China’s domestic opium politics and its broade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jor p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