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疆域探索

商王朝的疆域 ,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考古发掘的日益增多 ,可以与文献相互参照并结合甲骨文资料 ,逐步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目前掌握的文献与考古资料 ,可以明确看到 ,对商王朝的疆域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 :一是商王朝的直接辖区即王畿 ;二是商王朝行政、信息所达 ,基本上能够管理的地区 ;三是商王朝影响所及的地域。在三个层次中 ,惟有第二个层次才是商王朝的疆域。据此 ,《汉书·贾捐之传》所言之“东不过江黄 ,西不过氐羌 ,南不过蛮荆 ,北不过朔方” ,正是商王朝的疆域所至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考察

近年来,中共中央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采取了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以及在全民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等有力举措,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法制队伍素质不断增强;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迅速;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显著提高。当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立法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执法方式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体制有待于进一步改革;法律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增强等。     

公众参与和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

执政党依靠的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王阳明乡治思想及实践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在社会控制实践中颇有建树的实干家,他在“知行合一”理念的指引下,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如果说他在贵阳龙场悟道期间是在做理论积淀,那么他在南赣期间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他社会控制思想的物化结果。王阳明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对乡民的行为控制。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近代城市统治阶层的早期现代化研究

近代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动导致政治结构的演变。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统治阶层在制度化、非制度化等各个层面上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仅体现在其流动方式的变化上,而且更体现在新的社会功能分化导致公务员的出现以及统治阶层的日益扩大化、平民化。但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又使这种转换呈现出畸形特征。     

《群众》周刊与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理论刊物,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的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展示,担负起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重任。《群众》周刊为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方法,如借助纪念活动刊发纪念文章、理论推介与理论交锋并举、通过刊载广告推介进步书刊、通过开辟读者信箱解疑释惑。《群众》周刊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有效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塑造了中共领袖群体的形象。     

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善于革命的党,而且是善于执政的党。在沿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先进的执政理念、科学的执政体制、成功的执政方略、坚实的执政基础,自觉地抵御执政风险,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为继续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Collingwood's New Leviathan and classical elite theory

R. G. Collingwood's New Leviathan (1942) presents an account of two ‘dialectical’ political processes that are ongoing in any body politic.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already covered the first: a dialectic between a ‘social’ and a ‘non-social’ element, which Collingwood identifies in Hobbes. This essay elucidates a second: a dialectic between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which regulates the ‘percolation’ of liberty and the rate of recruitment into what Collingwood calls ‘the ruling class’. The details of this second dialectic are to be found not in Hobbes, but in the work of Vilfredo Pareto and Gaetano Mosca, yet Collingwood's connections to these fathers of ‘classical elite theory’ have not previously been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