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

良渚考古工作历经八十余年,考古内涵不断丰富,考古价值不断提升,已进入到"良渚全考古"时代,是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模式。2018年良渚博物院改陈,进入"良博全展示"阶段。现有的展览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全面呈现良渚文化内涵,全面阐释良渚文明价值,全面解读良渚遗存信息。良渚的展示除了依靠文物本身或图文所呈现和传递的信息,还采用过程性展示、功能性展示、复原性展示、对比性展示、演变性展示、场景性展示等多种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遗物,力图将良渚文物的故事讲清楚、讲明白。     

日本的海权观及其海洋领土争端——一种建构主义的尝试分析

东北亚国家对于海洋权益的认知渐进深入,以及地缘政治实况和国家实力消长等,构成了社会意识与物质力量变迁的合力,加剧了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海洋领土争端这一社会情势。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上述实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尝试、分析框架与消解困境的方案补充。东北亚海洋领土争端困境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预留的政治空间。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     

前视全景钻孔电视在龙门石窟防渗工程中的应用

影响龙门石窟雕刻艺术品长期保存的主要病害是渗水,卸荷裂隙往往切割洞窟、隙宽较大而成为洞窟渗水的主要通道。为查明洞窟卸荷裂隙的分布位置,最可靠的方法是在现场进行水平钻探。但受钻探施工的干扰,钻孔岩芯可能在钻探取芯的过程中造成折断或破裂,钻孔取芯率也会相对较低,因而仅靠观测岩芯难以确定卸荷裂隙的准确部位。为此,采用有潜在价值的钻孔电视方法,以识别不同的岩层,确定裂隙的分布情况及裂隙中的充填物。研究结果表明钻孔电视在龙门石窟防渗工程中取得成功的应用,说明这是一种值得在岩土文物保护工程中推广应用的新技术。     

历史事实:史学家建构过去的图景

中外历史哲学界对“历史事实”存在严重的争论,主要问题是关于历史事实的应用范围与含义上的分歧。其实,“历史事实”只能限制在历史认识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而历史事实与史料中的事实也不能等同。从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来看,历史事实依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历史事实”是史学家建立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是一个关于过去历史实际的知识体系。     

试论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

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以《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建立在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他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力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去搭救破产的西方文明,却有抵制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用心,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中枢就已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确立起包括对自己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在内的国际秩序观。近代日本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体系如出一辙,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     

Übersicht der Tätigkeit internationaler Geographenkongresse auf dem Gebiete de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Abstract

This paper surveys the career of Benedetto Bordon as a miniaturist, designer of woodcuts, and cartographer. Although from Padua, Bordon worked primarily in Venice where he illuminated religious and classical texts and official ducal documents destined for Venetian noblemen. The writer argues that Bordon designed woodcut illustrations for books printed by Aldus Manutius and others, in addition to the woodcut maps in his 1528 book on islands in the MediteiTanean, Atlantic, and Caribbean. Bordon's lost world map of 1508 is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map‐making activities of Francesco Rosselli, the Florentine miniaturist and engraver who was in Venice in 1504 and 1508, and in relation to a circle of Venetian scholars and patricians interested in Ptolemy's Cosmographia and in the mapping of the New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