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活动的形象影响研究—以′99昆明世博会为例

从旅游影响的角度出发,大型活动将对举办地形成一定的形象影响。本文以'99昆明世博会为例,使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四个方面研究了'99世博会的形象影响问题。研究表明:'99世博会所带来的形象效应并未成为游客选择昆明作为出游目的地的首要决定因素,目的地区域的传统特色(如气候、环境及文化因素),仍然是游客作出决策的主导因素;'99世博会对举办城市昆明而言,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超过了负面影响,可以有效提高举办地的知名度;大型活动长期的、潜在的形象影响可以通过了解游客的重游意愿和口碑效应来衡量,世博会的举办所带来的潜在长期影响是正面的;有助于形成较高的形象认同度。     

沈阳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城市沈阳为例来分析其住房价格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机理。通过大数据方法获取该市1450个住宅小区的房价及特征数据,利用Kriging空间插值法模拟其房价空间分布格局,并从社区、公共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等方面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各因子对房价空间分布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沈阳市住房价格呈现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且长白区域已成为新的价格峰值区。②特征因素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公共配套设施和地铁站对房价表现出较高的影响力,并对住房价格的作用程度呈现明显空间差异性。③受“强政府、弱市场”等的长期影响,政府调控下的城市资源分配不均衡成为沈阳等老工业城市住房价格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     

基于CHAID决策树方法的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为例

城市扩张带来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增加,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探究通勤时间影响因素对于改善通勤交通状况,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利用决策树分类方法中的CHAID模型,以南京市为例,在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探讨了南京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因素和因素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居民通勤最先选择的交通工具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职业类型次之,性别、每月交通费、住房信息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可达情况等也影响不同类群居民的通勤时间,但影响程度递减。最后,论文归纳了南京市居民关于通勤时间影响因素的若干特征,相应提出了改善通勤状况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及中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

如何在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世界旅游市场、我国经济、我国旅游市场和我国旅游饭店影响基础上,借鉴国际旅馆的经营策略,说明我国饭店的经营策略,这是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据此命题,运用统计数据与典型样本分析,讨论阐明下列问题：（1）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2）世界旅游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3）国外旅馆的经营策略;（4）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5）中国旅游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6）中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评价研究——来自山东省的实证检验

运用Ap和Crompton（1998）提出的旅游影响量表,本文从经济、社会文化、拥挤程度、环境、服务和社区态度等方面实证检验了山东省的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以及对旅游影响的综合评价,探讨了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之间并不相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Towards Culture 3.0 – performative space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performative spaces in public libraries from a cultural policy perspective. First, a framework of three concepts of culture, 1.0–3.0, is used as a tool to analys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we introduce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e spaces in public libraries by highlighting Nordic examples. The tendency can also be seen on a broader level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libraries, where a ‘performative turn’ can be seen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its user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digital natives’. The rationales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performative spaces in public libraries are analysed and discussed: democratisatio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impac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performative spaces are legitimized by multiple rationales in the same way as cultural policie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legitimised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