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ast Asian world. Japan imitated it during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ies; its subjects include xiucai, mingjing, jinshi, mingfa, as well as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 Korean imperial examinations are the lon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ones among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Vietnam was the last to abolis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l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imitated China in their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greatly raised their cultural levels. Translated by Yang Chunyan from Xueshu Yuekan 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06, (12): 136–142     

明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

弘治十二年(1499)春,唐寅以南京乡试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在京城举行的礼部会试。是次考试后来由于主考官程敏政和考生唐寅、徐经涉嫌鬻题舞弊而成为明代历史上一次受人关注的会试。唐寅也因为这场舞弊案而被废为吏,由此直接影响了唐寅后来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他的艺术创作。关于这场舞弊案,历来模糊难辨。本文试图从一些新的角度,如该试另一主考官李东阳与徐经家族的关系、《明孝宗实录》纂修以及关于此事的评价、对舞弊案所涉官员傅瀚、华昶以及唐寅友人都穆的考察等,来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这对研究中国绘画史上“明四家”之一的唐寅的个人思想无疑是个关键。     

李流芳生平交游考略

李流芳为明未著名的文人画家,他不仅在绘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且诗文、书法、印章均擅,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李流芳早年热心干科举,曾六次进京会试,但均铩羽而归。他晚年醉心于山水,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浪迹江湖,创作了不少山水画佳作。由于李本人无画学专著,且诗文书画又散佚较多,故本文试图通过著录文献及其诗友的文集大致梳理出其生平及交游的情况。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废除科举并非清统治者的初衷。迄道光至光绪,长达半个多世纪,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讲求实学、增广科目、取材标准多样化为基本取向,希望以老树嫁接新枝的方法,激活科举制生机。朝臣疆吏们先后至少有18份以上要求增设科目的改革方案,正式奏呈清廷,最高执政者亦并多次谕令部院大臣讨论议复。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礼部等机构恪守夷夏之大防,阻挠变制,总理衙门鉴于反对派势大而采取等待姿态,经济特科的举办又一波三折,以虎头蛇尾告终,使得科举制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     

试论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在两宋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过程中,其他诸多因素也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12种异常现象,彼此间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糅合状态与互动关系。这些既从最高层面上体现出个别做法的可取性,更在终极范围内暴露出科举取士的严重弊端,并显现出某些具有周期性的嬗变规律。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满足其优游于出处进退的三径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