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5世纪的朝鲜族谱

15世纪为朝鲜族谱纂修的早期,当时的族谱主要是记载父系与母系的内外八寸谱,保留民族传统。朝鲜族谱是高丽时期修谱的继续,15世纪修谱已经比较普遍。新发现了15世纪族谱的形式,进而加深了对于“内外谱”的认识。广州安氏谱内外分别,已经有明确的书写原则。一是记庶孽（妾子妾女）于嫡女之后,二是将公私贱隶无婚姻关系所生男女“直书名于卷之末”。朝鲜族谱的修谱思想来自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宋儒的主张,引用宋儒苏洵修谱思想比较多。谱序作者多为本族士大夫,修谱具有士大夫的特性。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试析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产管理

为了表达报本反始之恩,明清时期的淄川宗族积极对支撑祭祀的祭产予以管理。从祭产参与者与管理者模式来看,大多是以一族之中为官人员为核心而运作的,他们起到了沟通宗族成员、地方社会与各级官吏的重要作用。同时,围绕着祭产保护这一行为,宗族内部、同姓与异姓、宗族和地域社会乃至传教士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略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腰坑葬俗

自从确定“腰坑”这一考古学术语以来,腰坑葬俗文化已逐渐成为考古学、民俗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近年来对此葬俗做过研究的有郜向平、王志友、杨毕、谢日万、朱海仁、胡庆生、彭文等,以及日本学者井上聪。最近,笔者曾对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的情况进行过肤浅的研究。而此文撰写的目的,是通过对商周时期关中地区腰坑葬俗的具体探讨,以期理清该葬俗在周族、殷族中的变化。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Interethnic Tensions in Kyrgyzstan: A Political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wo U.S. geographers review an array of intertwining political geographic issues that provide context and set the stage for deadly armed conflict between groups of ethnic Uzbeks and Kyrgyz in the southern Kyrgyzstan city of Osh in June 2010. Applying a disaggregated and localiz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ambiguous and complex factors underlying the current instability in Kyrgyzstan, they focus on: the role of north-south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country's uneasy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its western neighbor, Uzbekistan; widespread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penet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to government structures; as well as broader geopolitical issues. The latter include Tashkent's policy toward the Uzbek diaspora, perceived threats from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slamist fundamentalism, the potential for the export of a "color revolution" to Uzbekistan, the presence of U.S. and Russian military fo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relative in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such as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关于农村秘密社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秘密社会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游民阶层的膨胀,中国秘密社会的基础更加扩大,并控制了大量劳动群众,而且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它们虽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不可忽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对农村秘密社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这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既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共以后开展秘密社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