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曹仲达与“曹家样”研究

本文重新研究曹仲达与“曹家样”,考订了曹氏的生卒年及其可考的生平,认为他有着由南(朝)入北(朝)的经历。本文从画史所载曹氏师承入手,发现代表南梁新画风的张僧繇和来自中亚西域的塞特(壮)勤是其师承的重要来源,从而进一步探讨了“曹家样”的形成问题,认为“曹家样”是南、北二源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宗教、文化身份认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还对长时段、大范围内相关的图像遗存进行考察,重新勾勒了“曹家样”的面貌。在对这一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倡在后现代之后风格史研究的一种可能与方向——厚背景研究法。     

试论文物摄影的表现方法

文物摄影是摄影艺术的一个门类 ,除了要注重科学性和真实性外 ,还要强调其艺术性和欣赏性。本文从拍摄角度、背景处理、光线运用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文物摄影的表现方法。     

北京紫禁城背景环境及其保护

伴随文化遗产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周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环境构成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应该加以妥善的保护。紫禁城的背景环境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明清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它的骨架,传统城市设计与建筑和前人对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开发成果构成它的美学和景观特色,众多文物古迹是其中的重点元素。北京城市性质发生革命突变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缺陷造成紫禁城背景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定和故宫缓冲区的建立,将净化和恢复紫禁城背景环境。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形成——读伊恩·哈德《解读过去》

考古学的进步是以丧失其纯洁性为代价的。     

论岩画阐释中的多元视界

岩画意义的解释经常会出现望图生义或者恣意猜度的现象,导致学术界对岩画的解释产生了偏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解读岩画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因素,如岩画所处的环境,岩画自身之间的关联,岩画产生地所呈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其他学科的支持等。     

“地域—文化”遗产调研的基本方向

文化遗产调查的内容和应当追问的问题对于遗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对于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分布范围、社会原生背景、使用和改用状况以及对于反映人地关系和遗产压力等方面因素进行的分析,都是对遗产进行评估和处理的依据来源,这些调查内容都应被视为对遗址进行管理的基本参数来源,也是对遗址进行规划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遗产实践中尚存在遗产调查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遗产调查简单化和离散化,对于遗产调查的细化和整合是亟需解决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于遗产范围的认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遗产本身的背景和现实处境都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手段。这些问题成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较大的障碍,而解决的途径应当是改进遗产调查模式。     

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88年的奋斗历程中,创立了两个特色理论：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又有一个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两个特色理论,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富有中国特色,而且赋予我们深刻的历史启示。     

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

南阳丰泰墓地的时间跨度由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其文化内涵在器物形态、组合特征、墓葬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战国晚期,南阳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韩、楚、秦的文化势力也因此相继出现,共存发展,至战国末期形成了融三者于一体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并在秦汉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楚系地方文明不绝如缕,顽强生存。两者共同构成了秦汉文明的基础。这种新型仿铜陶礼器文明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楚系地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印证了秦汉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力的强弱变化,以及秦汉社会盛衰的历程。西汉晚期以后开始流行的模型明器,则昭示着新的丧葬观念、丧葬礼仪的诞生。     

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

海洋灾害是唐五代时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主要是由历史时期海洋气候、海面波动、海水侵蚀等自然因素引起,同时又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联。如唐五代时期沿海人口的增加、濒海城市增多与海洋防灾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受灾损失加剧;沿海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屯田,破坏了沿海地区固有的生态景观,增加了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