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利白公城遗址出土木材种属的鉴定研究

慈利白公城遗址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该遗址出土了大量木质井壁及少量其他木质文物,为了解这些木材的特点,以及为木材保护提供相关的参考,通过徒手切片,并利用光学显微镜对该遗址出土的10件木质样品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其中1件为无患子(Sapindus. mukorossi Gaertn.),1件为冷杉(Abies fabri(Mast.)Craib),2件为湖南杨桐(Adinandra. acutifolia Hand.-Mazz.),2件为香椿(Toona sinensis A. Juss.),4件为润楠(Machilus pingii Cheng ex Yang)。通过实验结果,初步推测井壁的制作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工作,此时已经在选择性地使用木质井壁原料。从树种适宜生长的环境上看,同时期该遗址附近可能是以阔叶材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气候温暖湿润。     

汉代漆器的剖析

通过制备并分析一系列模拟漆膜样品。建立了有助于鉴定汉代漆器成分的剖析方法。经裂解气相色谱、差热分析、色谱一红外联用等现代分析技术对出土的汉代漆器残片样品的综合分析,证实在西汉漆器制造中已使用桐油或其它的添加剂,并依据剖析的结果,对某些汉代漆器的原材料差异作了初步探讨。     

桂平博物馆馆藏东汉双耳铜甑铸造工艺及其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桂平博物馆藏东汉铜甑对于研究广西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器物长期保存于潮湿环境中,矿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亟须保护修复。本研究应用X射线影像观察、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模拟实验验证等方法研究了器物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以及锈蚀产物成分。结果表明该器物为整体铸造成形,器物铸造时使用了轮制技术、刮板造型工艺以及铸后刻纹的工艺,箅部范块制作过程是用器身模翻制器身范后脱模,将器身模的圈足部分切下,然后在圈足泥模上刻出箅部型腔。在此基础上,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力求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手段与现代修复理念相结合,通过除锈、修补等保护修复措施后,不但提高了器物的整体稳定性,而且达到了可以展陈,发掘文物潜在价值的要求。     

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岭南僻处南疆,地理复杂。隋末大乱之时,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唐初和平统一岭南后,采取羁縻政策,以原有势力为基础设管州的"都府"。而在都府之上,朝廷以广州、桂州、交州为中心置"统府",以点控面,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层层管理的"统府三分格局",到高宗乾封二年发生突变,随着邕府和容府的建立,原统府消失,遂形成并立的"五府格局"。可是,最迟8世纪初,唐朝设立岭南五府经略使,统一管理整个岭南的军事。在此前后,岭南选补使、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等陆续出现,在人事、监察、民政等领域,对岭南道全境实施管辖权。因此,"盛唐"的岭南道,表现出明显的"归一"趋势。     

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工技术考

明朝初年,国脉皆仰东南,为解决南方粮财物的北运问题,宋礼和白英受命组织修建了大运河山东段南旺分水枢纽。该枢纽主要包括引汶济运、导泉补源、设立水柜和置闸节流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引汶济运是工程之重点,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以及配套工程等四个子系统。这些水利设施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保证了该段运河的水量稳定充足,从而实现了大运河500余年的正常通行。南旺分水枢纽代表了我国古代运河水工的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经典范例。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