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考论

三国时期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是为了加强同南海诸国的联系。这次访问是在三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进行的,范围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朱应《扶南异物志》和康泰《吴时外国传》的成书时间,可能在三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春秋郢都无城说

楚郢都故址所在,至今尚未解决,被学界认为有可能为楚郢都故址的江陵纪南城、当阳季家湖古城和宜城楚皇城,作为春秋早期楚始都之郢的可能性都不大。春秋郢都故址至今未能找到,应是被"城"所蔽。结合文献分析及考古实证,可知春秋郢都并没有城,没有城垣遗迹,只是一个大遗址。     

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

耆英被人们认定为投降派,所办外交被称为投降外交。其实,耆英在海关税则、禁烟、收回舟山诸问题的交涉中,都为中国之利权殚心竭虑。仅粤海关税收的实际增幅就达50%左右。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主权,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权益。“一视同仁”主张的实质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时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东汉时期的屯驻营兵

东汉时期,国家为适应军事防卫的需要,在边郡和内郡设置了屯驻营兵。屯驻营兵的设置,是东汉军队中出现的新事物。屯驻营兵与各郡的郡兵不同,它是国家在边郡和内郡的地方常备军,是由专门的军事官员指挥的。营兵的设置,使东汉初年兵制改革后。内郡和边郡防卫力量削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变。因此,东汉营兵所处的地位不能低估。     

“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传世及出土文物进行梳理及查阅古文献资料,对“翰林”、“盈”字款白瓷的年代、产地及涵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翰林”、“盈”字与唐代宫廷设置的翰林院及大盈库(百宝大盈库)有关,署这两种款识的白瓷是唐代邢窑专门为宫廷烧造的贡品,其年代当在开元以后,唐朝灭亡后不复烧造。其烧造地点在今河北省内丘县城关一带。“翰林”、“盈”字款白瓷是研究唐代邢窑生产性质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     

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

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建筑耗时几方面考察,狮子山汉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若此,对于探讨西汉横穴崖洞墓的起源及形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

本文通过对崇源铜器群的分析,认为该铜器群可能出自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的白玉冢,其墓主等级为上大夫且与楚王关系密切,铜器群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发现的蔡桥台基遗址群,年代早于纪南城。清华简《楚居》所述历代楚君的居处,多达14个,唯独不见戚郢,似乎表明戚郢的出现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时。有可能戚郢的出现在鄩郢之后。戚郢有可能位于目前多数学者认定的秦将白起所拔的楚都纪南城之内。那么,纪南城的始建年代就不会早于楚肃王时期,也不会晚于楚宣王早期,废弃年代则为公元前278年,而江陵蔡台基址群,也有可能是早于戚郢的鄩郢。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在宜城楚皇城附近可能性较大。     

也谈应监甗

应监是监督殷遗民而非监督武庚,更非监督应国国君。在周王朝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位于山西境内"武之穆(周武王之子)"的封国——应国,因其地邻近殷朝旧都安阳,而被周公与成王赋予监督殷遗民的新使命,"应监"可能是管蔡之乱后,应国国君应叔兼领监督殷遗民任务之时的称谓,南迁后的应国地处周王朝南疆,其国君仍然称为应侯,之所以称为应公者,则是因为他曾兼任周王室的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