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考略

世传清初著名画家王翚的肖像不止一幅,但真正能够反映其形神的作品,是与他相识多年、以肖像画称著的禹之鼎所绘《骑牛南还图》。本文通过叙述王翚请禹之鼎创作《骑牛南还图》与遍邀名流、友朋题诗的情况,阐释了像主和创作者各自的企望,同时,画家对像主还乡心情的体会深刻,也终令画作得以完美呈现。     

虞舜的王都与帝都

虞舜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帝”之一。他曾先后建都于蒲坂和平阳,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都,蒲坂为有虞氏古国的王都,平阳则是华夏联盟的帝都。平阳城为尧所筑,虞舜继尧为华夏盟主后,由蒲坂而徙都平阳。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布局合理,从其时代和地望来看,很可能就是尧、舜建都的平阳所在。     

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俞伟超考古学思想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解释体系的初步探索;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据推定;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技术、社会和观念的三重解读以及以此为方法论核心的考古学新体系的建立。     

魏晋时期帕米尔地区“权于摩国”和“于摩国”两国考

由于魏晋南北朝之时史书关于西域记载多有谬误,所以致使研究本时期的西域交通时困难重重。通过具体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此处对于"权于摩国"和"于摩国"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本文所讨论的"权于摩国"和"于摩国"就是此时期史书因记载情况不同,造成混乱的反映之一,笔者试图通过文献中关于具体路线和里数的甄别,论证出"权于摩国"和"于摩国"在历史记载中不应该被混谈成一国,而是两个小国。     

论清末民初语言的“日化”现象——以鲁迅作品为例

清末民初盛行通过日译本转译西方著作,汉语中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汇和句法。笔者认为,比起一直以来通用的“欧化”的说法,把此现象称为“日化”更为贴切。本文以鲁迅作品中的具体“日化”语言实例为证,论证了“日化”的语言事实。对于“日化”语言一直以来遭忽视的现象,笔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汉字等方面分析了原因。     

关于《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的新证》——同程峰教授商榷

不论是修武县2006年发现的1956年续修的《韩文公门谱》,还是修武出土的与韩愈有关的5块石碑,都是修武韩氏伪造的,伪造年代的上限为辛亥革命,下限为1956年。之所以伪造《门谱》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韩氏为了能够达到恢复他们韩愈后裔的称号,并纠正乾隆年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圣旨错误的目的。     

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

周代金文所见之鄩氏,应该是文献失载的子姓之国或子姓之族,乃殷商王族之支庶,或为殷末征人方的直接产物,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周人入主中原后,鄩氏臣服于有周,甚至直接成了齐国的附庸。两周之际,该族曾经与曹姓之邾、任姓之吕或曹姓之莒等小国联姻。春秋晚期,则为强齐所吞并。而传统的莒国改姓之说,尚有疑点,曹姓之说或更为可靠。至于鄩仲匜铭中的(?),实为吕子二字的合文,其中的(?)符,是借笔合文的指示符。     

明末清初文人命运之管窥——侯方域生平考

侯方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之一,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名满天下。他早年交游广阔,与当时的一帮名士朝夕对酒作诗,品评当世人物,颇有济世之志。后来,因得罪了小人,自己落得四处飘零,又由于农民战争及清军的蹂躏,他的大部分好友都散去或死去;明清易代,他又成了夹缝中的遗民。他虽然英年早逝,但短暂的一生却历经巨变沧桑。     

再论御器厂的建立时间——明代御窑遗址的考古学分期

长期以来关于御器厂的研究多依据文献进行考证,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关注御窑遗址出土文物。但是,由于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把文献所记的御器厂和景德镇从事生产的窑场视为完全相同的对象,所以对御器厂建成厂时间的论定则出现偏差。本文根据正德《饶州府志》、万历《大明会典》的相关记载,认为景德镇从事生产的窑场和厂署在饶州府治所在的鄱阳县城、作为管理机构的御器厂所指并不相同,在对比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现后,考订景德镇从事生产的官府窑场在明代的始烧时间不晚于洪武四年,作为管理机构的御器厂建立于洪熙元年宣德皇帝即位以后,而御器厂从饶州迁往景德镇与生产窑场合一是正德六年以后的事。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