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读《全宋诗》札记四则

《全宋诗》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其间也存在一些差错。卷三的“释印粲”条当删,卷四的徐铉小传中有一处标点有误,卷五误将两篇他人的诗作归于徐铉名下,卷一○在补录徐铉的诗作时未能引用出处最早的文献。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试论许衡的历史思想

许衡从理学的基本命题出发,对社会历史的盛衰原因进行思考,他认识到历史变化的必然性以及盛衰治乱的对立统一关系。许衡将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判断历史盛衰的标准,主张无论君臣都要“以公为心,以爱为心”,并阐明了一系列正君心、求民心的思想。许衡具有鲜明的通变史观,他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总结历史经验,为元朝统治者论证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许衡论史而求理的思考,对于提高元代历史观的哲学思辨能力十分有益。他的历史思想对于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     

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等。本文在对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指出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     

沛国銍县徐氏考论

沛国銍县徐氏是我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世家大族,它崛起于两汉之际,先祖徐宣任王莽讲学大夫,时逢国家以经义取士,徐宣及其子孙遂因累世经学而得累世公卿。汉魏鼎革,避乱南迁,改以医术名世,数代传承,家族医术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我国世家医术之杰出代表。又恰当社会崇尚黄老,重视养生,徐氏家族亦因累世医学而累世高官。本文在对徐氏家族居地移徙和成员履历行实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家族历二十一世数百年,人才辈出,绵延昌盛的原因,阐述了他们对我国中医学的贡献。     

许灵公墓出土编钟音乐文化因素分析

文章结合许灵公墓出土编钟,探讨了许灵公墓编钟音乐文化深受中原音乐文化与楚音乐文化影响而具有二者兼容特征的音乐文化现象,指出此套青铜编钟是南北文化交融积淀的具体体现,对研究我国先秦编钟与其所涵盖的礼乐文化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也为今后开展对春秋时期青铜编钟文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

１９９８年在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出土的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详述了徐恽的生平事迹,也为徐恽神道碑的所在提供了确切位置。本文就两方墓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

玄学之形成于北方,是和汉魏之际中原地区整体学风的变迁分不开的.对比董卓之乱前洛下士人的矛盾心态与董卓之乱后许下士人的精神风貌,可以看出这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心态、价值观念等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型.也正是这一转型的完成,为其后魏晋思想的大解放奠定了基石,为南方荆州新学所带来的玄学种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     

程桥三号墓盘匜铭文新考

本根据句吴太叔盘反书的特点,考证器主“ 禹”相当《左传》“旬余”,并判定盘铭为吴王余祭即位前之器。又考证罗儿匜地名“学卯”相当《地理志》“ 犹”,参考吴国与徐国的联姻关系．推测匜铭为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