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

文章利用《汪氏渊源录》和《回岭汪氏宗谱》以及相关元代文集为主要参考资料,研究了元代徽州路的军功家族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婺源回岭汪氏。作者认为婺源回岭汪元龙、汪元圭兄弟在宋元易代之际,因为归附蒙元及“保障乡里”之功走上致身荣显的仕宦之路,他们不仅自身建立了可观的权势,而且有效地将之世代传承,以与元朝统治相始终,最终使婺源回岭汪氏家族成为“朱紫满庭”的“新安巨室”。在元代的徽州,类似的军功家族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深具影响。他们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重视“根脚”的政治铨选原则紧密相关,与那些在蒙元征服战争中出现的“汉军世家”具有相似的来源和特点。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

尉氏县张氏镇壁画墓在最近的报道中被断为宋代。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从墓葬形制、壁画布局、仿木结构、人物服饰、墓门题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将该墓订正为元代。又依据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对该墓壁画中“曾参行孝”和“焦花女哭麦”两组孝子图加以考证。并进一步梳理了考古所见二十四孝图像,发现其组合形式在宋金时期比较稳定,而元明时期则逐渐转向多元。     

清代帝陵的哑巴院和月牙城

本文论述清代帝陵中的哑巴院和月牙城的建置与功用,进而探讨其规制的起源问题。指出关外的福陵与昭陵系参照北京明代后期的帝陵及清孝陵兴建,而南京明孝陵的规制已见哑巴院的雏形,其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故而哑巴院和月牙城并非明清两代帝陵规制最显著的差别。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均发生较大变化。魏晋时,考功郎掌百官考课,隶属于吏部尚书;南朝时,功论郎取代考功郎掌考课,隶属于都官尚书;北朝中后期,考功郎中掌考课百官及考试秀孝,隶属于吏部尚书;隋及唐前期,考功郎中、员外郎之隶属及其职掌略同北朝。唐中期以后,考功郎中、员外郎专掌京官与地方官的考课,策试秀孝的职责则转归礼部。六朝隋唐时期考功郎隶属及其职掌的变化,反映了尚书省机构的职能调整及选举与考课各司其责体制的逐渐形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水东宋氏职衔考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统治贵州水东地区,唐宋元明四朝先后封赐诸多官衔。通过对水宋氏所任职衔的研究,可充分认识其兴起、发展、兴盛和衰亡过程,也可窥见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及贵阳政区的形成过程。     

"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