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s of Insecurity

Under Communism, Albania and North Korea rejected de-Stalinisation, clung to leader cults, and, after the acrimonious break 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 championed ‘self-reliance’. Often mentioned in passing, the Albanian–North Korean parallel has seldom been analysed.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ree aspects that shaped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security: the social dynamics of war and early threats; the challenge presented by de-Stalinisation in 1956; and the momentous Sino–Soviet split in the early 1960s. Like the boisterous language of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drive to engineer a non-capitalist society, insecurity was also built in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ystem. Clinging to Stalinist methods, then, wa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self-destructive potential of calls for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system, which threatened to tear the Eastern bloc apart. Tirana and Pyongyang pursued different paths to ‘self-reliance’, yet they could not help speaking a similar language and facing similar problems. North Korea ultimately joine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but achieved little success in the Third World. The irony is that tiny, isolated Albania, which shunned the Movement, ultimately ended up non-aligned: violently critical of Moscow, Beijing, and Washington, and distrustful of practically everyone else.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试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偏差并日趋"左"倾.中苏关系的这一段曲折历史为世界各国正确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前车之鉴,国际关系只有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拥有和平有序的世界.     

苏联专家与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1956～1960年,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以查明新疆自然条件与资源情况,提出新疆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方案为目的。这项考察不仅是《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项目。从1957年开始,苏联陆续派遣专家组参与了考察工作。苏联专家在新疆考察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指导了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并将他们的野外考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行。在考察中,苏联专家们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国同志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总之,虽然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苏联专家未能参加最后的总结工作,但苏联专家仍为考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中苏橡胶协定》与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农垦

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该协定在扩大中国橡胶生产、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担任顾问、贷款和还款、售与苏联橡胶、移民云南等方面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农垦系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20世纪中叶,一个举世耀眼的社会主义耍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个新生儿需要在沐浴后迅速成长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纷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因此显得牢不可破.但既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总会相伴而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客观地加以评析将成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有益借鉴.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国外学术界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最新研究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的技术援华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 移。50年代初,为更好地协调、管理中苏在科技合作中的各项事宜,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 推动了双方在研究机构、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培养提高了我国科 研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能力。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制订了十二年 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此举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60年代初,随着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科技合作中断,因而打乱了我国科技远景规 划的正常实施,造成了中方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损失。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