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杜甫以赋为诗表现论

杜甫对以赋为诗的运用,从题材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战争诗、纪行诗和咏物诗的大量创作;在体裁上表现为以长篇古诗和排律的创作;在技巧上则体现为辞藻的丰富与典故的铺陈。以赋为诗,使杜诗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后,为了筹集军费和广州的市政建设资金,将广州的寺产作为市有财产收用、拍卖,掀起了一个投变寺产的运动.这次投变寺产运动持续了一年半,曾经在广州引起一场大风波,并间接引发了商团事变.本文就1923、1924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投变寺产的活动展开论述,分析这次投变寺产运动的原因、过程、基本政策以及影响.     

新疆阿勒泰地区早期铁器时代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的最北端,与欧亚草原之间存在丰富的文化交流,而冶金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为探究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冶金发展情况,选取9件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铜鍑和马具,使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能谱仪及双通道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对16个样品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和成分分析,并探讨其制作技术特征。研究发现阿勒泰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铜器普遍采用范铸工艺,其成分主要为红铜、砷铜、铅砷青铜。该分析结果为研究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冶金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钱点与“他山”景区开发

明末清初,西南变乱,为坚守名节,钱邦芑弃官退隐于贵州余庆县,开辟"他山"与"柳湖"。钱邦芑的侄儿钱点继叔父之后不遗余力地对"他山"进行开发,将荒秃的他山打造成郁郁葱葱的如画景区。并一直坚守他山故园,直至终老,其间留下许多诗作。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从秦府集团成员仕进状况看区域文化合流

本文结合南北朝至隋末区域文化合流的背景,考察隋末唐初秦府集团成员的仕进状况,其中包括人才类型、家庭政治背景、个体政治势力来源、进入秦府的渠道、个体政治活动空间,认识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秦府政治集团,利用争夺天下之机,逐步拓展政治空间,将各地各类精英人才吸纳到秦府集团里来。在此过程中,李世民集团有意识地编织原北周、北齐、南陈入杨隋政治势力后裔,并用关陇、山东、江左这三大政治文化区域人才所长,将他们化入到同一个文化熔炉里融冶,大大推进了区域文化合流的步伐,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严复留英期间的几个问题

1研至1879年留英期间,严复起初倾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后对外交感兴趣.他对顽固思想有所批判,大体相当于洋务派的思想水平.他之所以没有进入外交界,是因为得罪了李凤苞和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