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

本文共对12件玻璃样品进行化学组成分析.其中,部分样品还进行了密度测定,X 射线衍射分析和显微镜观察.此外,还对一颗黄色玻璃珠的表面层进行 SEM-EDX 分析.结果表明,该玻璃珠表面有金箔涂层.根据分析结果,青海大通县出土玻璃的基础成分可归为三类,即铅钡玻璃(Na_2O-PbO-BaO-SiO_2系统玻璃),钠钙玻璃和钾硅玻璃(K_2O-SiO_2系统)。此外,还对玻璃的来源进行了探讨.     

邯郸金代墓葬壁画保护性搬迁及后期修复

2017年7月在邯郸华耀城建筑工地发现一座金代墓葬,经清理后发现该墓葬墓室内存留有大量壁画。作为邯郸地区发现数量较少的文物类型,此壁画的发现对研究邯郸历史文化具有重大价值,因此保留壁画实物十分重要且必要。为此,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按照文物保护修复规范流程,对壁画进行清理、预加固、加固、分幅、支撑、切割、搬运等操作,将全墓壁画分为17幅,全部搬运回文物库房。2020年6月开始进行后期保护修复,采取对砖体的二次打磨切割、脱盐、加固、翻转、画面层清理、补全、作色等操作,壁画保护修复工作圆满完成。     

汉代漆器的剖析

通过制备并分析一系列模拟漆膜样品。建立了有助于鉴定汉代漆器成分的剖析方法。经裂解气相色谱、差热分析、色谱一红外联用等现代分析技术对出土的汉代漆器残片样品的综合分析,证实在西汉漆器制造中已使用桐油或其它的添加剂,并依据剖析的结果,对某些汉代漆器的原材料差异作了初步探讨。     

桂平博物馆馆藏东汉双耳铜甑铸造工艺及其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桂平博物馆藏东汉铜甑对于研究广西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器物长期保存于潮湿环境中,矿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亟须保护修复。本研究应用X射线影像观察、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模拟实验验证等方法研究了器物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以及锈蚀产物成分。结果表明该器物为整体铸造成形,器物铸造时使用了轮制技术、刮板造型工艺以及铸后刻纹的工艺,箅部范块制作过程是用器身模翻制器身范后脱模,将器身模的圈足部分切下,然后在圈足泥模上刻出箅部型腔。在此基础上,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力求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手段与现代修复理念相结合,通过除锈、修补等保护修复措施后,不但提高了器物的整体稳定性,而且达到了可以展陈,发掘文物潜在价值的要求。     

北齐韩祖念墓出土鎏金铜器和金银器的无损检测研究

北齐韩祖念墓位于山西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乡小井峪村。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共出土了22件鎏金铜器和金银器。利用无线显微镜、X射线荧光能谱仪等科技手段,对这些器物进行无损科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鎏金铜器均为铸造而成,然后采用金汞齐表面热处理,金银器在技术和风格上均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全面了解北齐时期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广东东莞南汉经幢相关问题辨析

清嘉庆以来广东及东莞地方志中有关于东莞南汉经幢的多种录文,近来又有旧拓公布。通过比对现有资料并对该经幢石刻第一面铭文重新录文,对与该经幢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其一,这一石刻并不是塔,而是经幢,当时除建有这一经幢外,另建有五层砖塔(或石塔);其二,此幢建造之目的,是为了超度被杀之象,而非镇象。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What Remains: Repatriating and Entombing a Canadian Unknown Soldier of the Great War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is article chronicles and contextualizes the creation of a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in Canada’s capital. In so doing, it traces the myriad considerations, as well as complexities — political, procedural, and practical — that abounded in bringing this major memorial installation into being, namely the repatriation, from a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cemetery in France, of a Canadian unknown soldier of the Great War and his ceremonial reburial in Ottawa. Moreover, it argues th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situated within an existing monumental space, functions, in the coinage of geographer Owen Dwyer, as an allied symbolic accretion to the National War Memorial.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政治史取向和类型学方法在保证汉唐考古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制约了汉唐考古的研究范围、理论建设,并影响到汉唐考古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新出土资料的减少迫使汉唐考古改变"能源型"发展模式,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则为汉唐考古向"技术型"转变带来机遇。汉唐考古研究者的主要工作从归纳总结考古资料,转变为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汉唐考古材料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解释,是汉唐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