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维新之艰难兮，公缔其始--纪念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一百二十周年

1896年,李端棻上《推广学校折》,面对当时我国“时事多艰,需才孔亟”的现状,通观全局,统筹兼顾,进行了切中时弊的分析,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提出了一整套富有革新意义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新教育的方案,而且为光绪帝采纳,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并较快地付诸实行,推动了我国教育走向近代化。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张昭远与五代史籍

张昭远是五代时期才、学、识兼备的史家,他参预了多朝实录的编纂,这些实录成为后人撰写五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在《旧唐书》的修撰中,张昭远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姚鼐与汉学

本文试对姚鼐的学术思想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姚鼐对汉学有批判有吸收;姚鼐与戴震的关系既有"交相师"的一面,也有学术交锋、敌对诋毁的一面;姚鼐中年告退的深层原因是为了捍卫所守之道,为了心中所安.     

胡适的语言观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最终导致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进行的语言研究和他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胡适的语言观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革、语言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胡适的基本语言观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审视,并通过对其语言观的考察来重新解读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理论,重新评价他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功绩.     

读《全宋诗》札记四则

《全宋诗》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其间也存在一些差错。卷三的“释印粲”条当删,卷四的徐铉小传中有一处标点有误,卷五误将两篇他人的诗作归于徐铉名下,卷一○在补录徐铉的诗作时未能引用出处最早的文献。     

《扬州画舫录》与扬州清曲

清代康乾时期,《扬州画舫录》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和具有鲜明特点的地方曲种。该曲种表现在活动方式趋于多样,名家辈出,影响深广,曲牌、曲目题材和内容丰富多彩,与昆曲相互吸收和融合,一些文士参加了清曲唱本的创作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