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评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中国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80年代以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在蒋介石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不足。     

冷战视域下的金门女性地位变迁研究

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之后,将金门视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在金门地区实行所谓的"战地政务"。该政策的实施,对金门女性的地位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为军中士兵服务的性工作者在金门出现;同时,大批军人的到来也使婚姻市场上的女性和普通家庭中已婚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女性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军事活动及女性士兵在金门的出现。整个冷战期间,和男性一样,金门地区的所有女性也被强制性地动员起来为国民党政权服务,成为国民党政权反共和"反攻大陆"的工具。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niversities became an important arena for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GMD and CCP, as well as the contention among various nationalist factions. The GMD branch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the most active one among its university party branches during the wartime. About half of the professors joined the GMD, and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lso tolerated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in other parties and factions. The professors made up a heterogeneous group that included “democratic fighters” like Wen Yiduo and “faithful party members” like Yao Congwu. The co-existence of intellectual elit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parties and factions created a highly tolerant “fortress of democracy” on campus. Translated by Zhou Weiwei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4):125–148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之间具有相当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当时,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协调和确立起来的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对华政策,对战后国共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美苏的影响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