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考释胡适的两封书信

本文考证了胡适致任鸿隽、胡近仁两封信的写作时间,纠正了以往的误判。将信件的内容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与相关史料参考互证,不仅有助于考察信件的写作时间,且有助于理解信函的真实含义。     

张昭远与五代史籍

张昭远是五代时期才、学、识兼备的史家,他参预了多朝实录的编纂,这些实录成为后人撰写五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在《旧唐书》的修撰中,张昭远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语言观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最终导致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胡适进行的语言研究和他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对胡适的语言观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变革、语言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胡适的基本语言观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审视,并通过对其语言观的考察来重新解读他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理论,重新评价他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历史功绩.     

读《全宋诗》札记四则

《全宋诗》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其间也存在一些差错。卷三的“释印粲”条当删,卷四的徐铉小传中有一处标点有误,卷五误将两篇他人的诗作归于徐铉名下,卷一○在补录徐铉的诗作时未能引用出处最早的文献。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明人《十同年图》卷初探

明人《十同年图》卷是描绘明中期大臣李东阳、闵珪等十位甲申进士同年的一次雅集的群像画,创作于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年)。它是历代雅集图的继承和发展。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孝宗朝精英朝臣的群像。明孝宗以仁政和善用贤臣享有盛名.其统治时期是明代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甲申十同年”是当时官僚体系中的中流砥柱.此图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此卷为闵珪家藏本,后人提到此图为宫廷画家吕纪所作.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古章草书与《出师颂》

章草书,广义而言是汉代通行的隶书草写法;狭义而言是在隶草的基础上进而规范化的一种专门书体。章草书盛行于东汉末期,历经魏晋时代而渐成衰势,隋唐以后罕有书者。故宫博物院新近征得的原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书《出师颂》恰恰弥补了章草书发展末期的历史空缺。本文简述章草书之由来以及古代章草书家的简况,以便读者从中了解隋人书《出师颂》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本文将《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与传世《出师颂》的八种刻本进行排比梳理,归纳出三个系统:即“萧子云”系统、“索靖”系统、“隋人”系统。通过各本文字校勘比较和文献考证,证明“索靖”系统刻本的母本即史载北宋“宣和本”,“隋人”系统即史载南宋“绍兴本”,而此两本与北宋《兰亭续帖》所刻“萧子云本”,俱出自同一个更古的祖本。进而对辑入《出师颂》文字的《文选》一书的版本进行分析,论证“绍兴本”应是隋和初唐书家的临摹本,即《隋贤书出师颂》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