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城市住宅小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分析了我国住宅小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住宅小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并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南梁始建秦州考

《北齐地理志》据《梁书·徐文盛传》、《梁书·杜崱传》以证南梁始建秦州于今南京市六合区时在武帝太清年间。实际上,《梁书·徐文盛传》所载"秦州"不治今南京市六合区,《梁书·杜崱传》所载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远岁非太清二年(548年),二者皆不可为据。经考证,本文认为南梁始建秦州于今南京市六合区宜在大宝三年(552年)三至五月间。     

成都市龙泉驿五代前蜀王宗侃夫妇墓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的一座砖室墓进行发掘。墓葬为较大型的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墓,墓圹平面呈亚字形,两墓室均由封门墙、墓室、棺床、耳室和肋拱组成。此墓是迄今发掘的除王建永陵之外的最高级别的前蜀重臣和分封亲王墓葬,为前蜀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重庆市万州区武陵中嘴遗址发掘报告

2003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对位于重庆万州区武陵镇的中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发掘的遗存以隋唐时期为主,出土了陶器、瓷器以及其他遗物,从中透射出渔业活动是当时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可看到当地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北京昌平沙河镇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为探讨北京昌平沙河镇墓葬出土的三枚蜻蜓眼玻璃珠的质地和来源,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拉曼光谱分析（LRS）、便携式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PXRF）三种无损分析方法,对玻璃珠基体和眼珠分别进行了结构和化学组成的无损伤测试。结果表明,这三枚蜻蜓眼珠的基质为玻璃态物质,其化学成分表明该玻璃属于钠钙硅酸盐（Na₂OCaOSiO₂）系统;Cu和Co是主要的着色元素。考虑到三枚珠子采用的钴料成分为高铁低锰的进口钴料,同时通过与国内外相似珠子的对比,推测这三枚蜻蜓眼玻璃珠是外国进口物的可能性较高。蜻蜓眼玻璃珠所在墓葬群虽为清代,但根据初步的分析研究可推断,墓主通过收藏或其他途径获得并将其作为随葬品。     

Shoddy heap: a material history between waste and manufacture

This essay uses a present-day mountain of textile waste known as ‘shoddy’ as an entry point into the history and ramif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ol recycling technology in West Yorkshire, England. It is argued that this entity, produced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y means of the collection, shredding, and re-spinning of old and discarded wool rags, emerged as bo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w material. Its history, defined in part by its precarious position at the nexus of waste and manufacture, is that of a reconfiguration of technology with simultaneously ethic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